上海文化：一个世纪的变迁

辉煌“子夜”

    “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其著名的小说《子夜》的一开头所描述的场景。霓虹灯永远是现代大都市繁华生活的标志，也是大上海的象征。在表现旧上海的电影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些场景：霓虹灯的光芒照亮了十里洋场上红男绿女的纵情声色的人生。在大马路上，摩登女郎浓妆艳抹，激情春光一览无余。在那里，舞女、歌女、交际花……这些现代都市情欲沼泽中孳生的“恶之花”遍地开放，将殖民地旧上海的情欲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是诱使人世过客迷失航向的海妖，用其曼妙的歌声，唱出了旧上海的全部精神秘密，成为一个时代记忆中的永恒旋律。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的成就，至今依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传奇。这个罕见的国际自由港，在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度，它所创造的特殊的文化，真正显示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它不仅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策源地，也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母本。

    从表面上看，这个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它藏污纳垢、混乱不堪，但同时却又充满活力。然而，这并非殖民地统治者有什么特别的文化韬略和理想，恰恰相反，旧上海的文化辉煌，乃是殖民地统治者在文化上的无为而治的结果。殖民地统治者的终极梦想，是建立一个物质享乐的乐园，而非创造一个辉煌文化的新世界。他们在文化上的粗心大意和无所作为，无意间造就了上海文化自然的生态。

    这个物质享乐主义的天堂，同时也是文化的沼泽地。这一极乐世界般的幻景，既吸引了西洋流浪汉，也吸引了中国江淮一带的青春女子，甚至还有一大批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旧上海正是如此这般地培育了各式各样的冒险家。这些人构成了旧上海神话。这是一个风格奇特的神话，一个怪异的“天堂－地狱”的混合体，它为各种各样的人群提供了乐园或墓地。

    正如19世纪的巴黎是波德莱尔们的乐园一样，1930年代的上海，则是左翼文人和前卫艺术家最好的家园。复杂而又混乱的现代城市空间，使得这些波希米亚化的现代艺术家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也找到了他们的艺术素材。他们是上海城市的幻想和诗意的光华。与许文强式的冒险家不同，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并非出入于别墅、洋楼和各种交际场所的摩登人士，也不是混迹于码头、车站和娱乐场所的街头流民。这些游荡于洋场内外，蜗居于“亭子间”、“三层阁”里的文化人，在梦幻与绝望的双重折磨中，创造着他们的文学乌托邦。这种地方是上海居住空间的“阑尾”，赘生在家居建筑之上。物质的天堂摈弃了他们，但他们依旧能够在这座巨大城市的诸多缝隙间，找到孳生的土壤。正是这些个逼仄、破败的空间，上海城市的精神之花在霓虹灯照耀的午夜，秘密而热烈地绽放。它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的滋生地，也是三四十年代热情洋溢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生产工场。其间，既有以茅盾、巴金和“左联”诸作家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也有以施蛰存和“新感觉派”小说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当然，还有鲁迅、张爱玲等这些相对身份独立的大作家。文化融合和冲突，造就了上海文化复杂多变的性格。这就是旧上海在文化上的“沼泽地”属性。

朦胧“早晨”

    而在灯光映掩着的高楼大厦的浓重阴影之下，另一种人生也隐约可见：这些人栖身于城市的阴暗的角落里，像麻雀一样，终日为生计奔忙。左翼文化界的一大批写实主义的电影，深刻地揭示了上海底层社会的社会状况，并视旧上海的物欲文化和阶级剥削制度为罪恶之源而加以猛烈的抨击。

    这种罪恶很快得到了严厉的制裁。1949年，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得政权的中共军队开进了这个欲望之都。这些革命的神圣骑士，担负着消灭物欲罪恶的使命，他们内心深藏着古老的贞洁信念，手持钢枪，踏上了殖民地上海的欲望中心——南京路。他们夜复一夜地守望着这个芬芳、艳丽的地带。霓虹灯依旧闪烁，映照在衣着朴素的战士身上，与南京路的街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革命战士必须克服这刺目的灯光带来晕眩感，并试图改变这一切。在革命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表现了这一奇特场景，它构成了五十年代后的上海经久不变的街头景观。直到“文革”时期，那些象征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霓虹灯，才在革命造反派的棍棒和石块的打击下，彻底熄灭。大上海顿时黯然失色。霓虹灯消失，上海迎来了一个灰蒙蒙的“早晨”。作家周而复以一个革命者的眼光目睹了这一早晨的到来。他的小说《上海的早晨》，记录了黎明时分的种种变化。

    与此同时，旧上海散漫的公共空间也被重新整理和精细分割，并被纳入到一个高效的和精确化的管理体系当中。工人新村体现了这一新上海的空间理念。这一有着乌托邦色彩的建筑，跟195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新村”成为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一种特殊形态。工人新村在城市现代性想象中注入了乌托邦主义的激情，同时也是政治乌托邦的空间化和具体实现。整个新村就是一个微型社会，其中包括一个社会的基本机构和功能，管理也十分完善和整齐化。而随着人口膨胀而不断被分割的窄小住宅，把上海市民性格推向了人性的极限。逼仄空间的焦虑，深深影响了城市的文化精神和市民性格。对空间的争夺就变成小市民日常的功课。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特性——争夺。首先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空间的极度逼仄导致了小市民的争斗性格的形成，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上海人显示出了特殊的生存智慧和艺术性。一些特殊的建筑样式和空间设计，把这种生存智慧变成了市民精神的细微梦想。

    一座城市的容忍度，是其文化开放性和丰富性的根本。而在当代上海，其文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生存空间的细小化和精确化，使得上海人对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身份人群的容忍和接纳，变得越来越艰难。户籍制度的实行、城乡居民迁徙的限制，严重桎梏了上海的文化生长。在这里，不仅许文强式的冒险家无法立足，“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的那些“浪游者”，也很难找到生存的空间。

    上海的“小市民文化”中最致命之处，倒不在于其自身的精打细算和锱铢必较，而在于文化上的保守和自负。他们时常以正宗本土上海人自居，而对来自内地其他地方的人群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并且，顽固地固守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这一状况，直到新世纪的来临，因为户籍制度的弱化、人群经济分布和空间格局的改变，才有所改观。

庙会化的“正午”

    霓虹灯重新闪烁，是“文革”后上海再次开放的重大信号。从陆家嘴到外滩，从南京路到徐家汇，霓虹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亮。高楼顶上巨大的灯厢广告，变幻不定的色彩，大上海的夜空显得空前地狂热。人们在霓虹灯中看见了旧上海的幽灵，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闪烁可见。

    然而，今天的上海文化的主要症状，并非其发达的物质和商业文明，而在于其经济和文化之间不协调和的畸形的发展状态。上海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都是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陷于文化稀薄和精神萎缩的窘迫境地。尽管有官方数据表明，其文化方面的产值依旧占有很高的份额，但其文化上原创力和影响力，却已日渐消退，作为现代文化原产地的支配性地位，早已被其副本，诸如香港、台北等城市所取代。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比较缺乏这种氛围。这座城市很庞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间却十分之逼仄，与这座城市的规模极不相称。

    上海将自己的城市文化定位，由“文化中心”降格为“文化交流中心”，这意味着这座城市自身的文化原创力的匮乏。上海文化的“扩张性”的“鹰式”品格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收缩性”的“鸵鸟式”品格。这个中国电影的策源地，曾经汇聚了中国电影的全部精英的地方，现在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设备和技术，第一流的制作工艺，第一流的外景地，以及最强大的财力支撑，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却没能产生第一流的导演，也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电影作品。尤为可悲的是，上海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独立电影”在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五花八门连续不断的会展，三天两头名目繁多的节庆。“庙会”看似繁华，但它不是生产基地。节日自然热闹，但它不是日常生活。但它基本上等于是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上这里来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原创性文化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的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接下来的世界博览会，将会进一步强化上海的这种文化展览功能，使上海文化全面“庙会化”。文化的“庙会化”，营造了文化繁华的假象，掩盖了文化荒芜的真相，进而又加剧了文化原创力的退化。这就迫使上海只能从别处移植一些奇花异草，来装点自己的荒芜的庭院。

    不错，上海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还有着高效率的和强大管理能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制度优势。上海的街道、地铁、广场……任何公共空间看上去都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但巨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个像样的摇滚乐队，更别说是那些流浪艺术家了。所谓“广场文化”、“街头艺术”，实际上是逢年过节各级政府组织的结果。节日一过便烟消云散。

    文化好比植物，野生的生命力更强。强势政府能够管理好街道居委会，并不意味着就能管理好艺术家；能卓有成效地造一百座大剧院，却未必能培养一位文化大师。园林化的管理，可以使街道清洁、车站有序，却不能产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相反，这种精心的、无微不至的管理，只能加剧文化创造力的萎缩。进而影响的是市民的精神品格趋向于精巧、琐碎和萎靡不振。过于清洁的文化生态，只能造成文化的荒芜。这也许正是上海文化荒芜现状的真正根源。

泡沫化的“黄昏”

    即使不提1930年代在文学上的辉煌，1980年代的上海文学也有足够的理由称雄一时。上海称得上是“文革后”新文学的摇篮。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上海一直是1980年代文学重大潮流的发动机。这里有机构庞大、成员众多、财力雄厚的作家协会。而在前几年，我偶尔走进过这个机构的大院。那是一幢优雅的欧式风格的小洋楼。但一进门，一股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里外外洋溢着一种上个世纪70年代的居委会的氛围。这个机构庞大的作家协会，混迹其间的大多是些无所事事、沽名钓誉之徒。作协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除了少数几位作家还勉为其难地维持着高产之外，那些曾经光芒四射的作家们，如今纷纷进入文学“绝经期”。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真正上海化的小作家，倒是显得比较忙碌。他们借助上海怀旧的春风得以蓬勃生长。他们将自己平常的烧小菜的事业当作文学的事业，热切地传播着嘁嘁喳喳的家长里短。这个时代从外部到内部的剧烈变迁，在他们的笔下难觅踪迹。曾经是新人辈出、社团和流派众多的上海诗歌界，如今早已冷冷清清，偶见晃动着的依旧是几张孤独的旧面孔。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一平庸化的浪潮，作为补偿的却是“宝贝”作家陆续诞生。这里是文学“宝贝”的产房和摇篮。新鲜时髦的“宝贝”们的尖叫，在平庸的文化菜市场里增添了一丝鲜活的，同时也是令人尴尬的愉快气氛。在现代强大的化妆技术的帮助下，“宝贝”们对外一律宣称自己是“美女”或“美男”，一如寓言故事中插满翎毛冒充凤凰的鸡。

    另一个泡沫化的举动，则是把文学当作股票来做。炒股是上海人特有的天赋，他们对市场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热忱。由《萌芽》杂志提交上市的“新概念作文”这一“概念股”，被炒到涨停板的程度。韩寒、郭敬明这两个上海的文学新星是文学市场的猛烈春药，是点数急速上扬的“优质股”。毫无疑问，相对于他们的那些作为“好学生”、“好孩子”的同学们而言，他们曾经是另类青春的代言人。但这些稀薄的、似是而非的反叛性的符号资本，很快就被消耗一空，剩下来只有依靠搅动一起舆论的泡沫，来维持对公众的吸引力。把“青春偶像派”这份文学股票，变成了一张满是污垢的手纸。他们也正以最快的速度，汇入那个平庸、琐碎、龌龊的文学名利场中。

    青春偶像的没落，预示着上海文学的不良前景。在娱乐化和市场化浪潮汹涌的今天，文学的天空正暮色四合。黄昏中，霓虹灯依旧闪烁，夜市更加喧嚣。然而，如果没有一些身份不明的“浪游者”，以神秘的、不可猜度的目光来打量这座城市，窥透它的秘密的话，这座城市的精神天空将是一片昏暗。

2007.12.